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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7]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辙[11],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但是,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象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据说[5],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效法阿基里斯,恺撒[6]效法亚历山大,西奇比奥[7]效法居鲁士。谁读色诺芬[8]所写的居鲁士王的生平,谁就会从西奇比奥的生平看到他效仿居鲁士给自己带来多大光荣,同时在纯洁、和蔼、仁慈、宽宏大量方面,西奇比奥同色诺芬所描述的关于居鲁士的特性多么吻合。金沙@118送31因为君主除非使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随着时刻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这样一来,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人数又很多;反之,他对于没有施与的人说来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

金沙@118送31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我想,任何人只要考虑以上论述就会了解到:上述的皇帝们灭亡的原因或者是仇恨,或者是轻蔑;并且还会认识到:在那些皇帝当中若干人是这样子行动,若干人的行动则与之相反,但是在每一类行动中,只有一个人获得幸福的结果,而其余的人则不幸以终。因为对于同是新君主的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说来,想要模仿那个根据继承权世袭王位的马尔科,不但徒劳无益而且是要吃亏的。同样地,对于卡拉卡拉、科姆莫多、马西米诺说来,想要模仿塞韦罗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追踪塞韦罗。[2]居鲁士(SalvoCiro,公元前558?—528)波斯国王、波斯帝国奠基人。领导波斯人出征,俘虏梅迪国王,自公元前550年成为梅迪人和波斯人的国王,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成为巴比伦人的国王。[1]关于共和国的问题,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有所论述,但该书不是专论共和国的,因此马基雅维里是否另有关于此一问题的专著,迄今存疑。

[5]马基雅维里此说,殆采自古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所著:《传记集》。——此书将希腊罗马的伟人并列对比,并加评论。试细想一下:如果法国国王遵守我在上面所说的规则,牢牢地维系着他所有的朋友并且给以保护的话,那么,他要保持自己在意大利的威望又有什么困难呢!因为他们虽然为数众多,可是既弱小又胆怯,有的害怕教廷,有的害怕威尼斯人[22],因此他们总是不得不紧跟法国国王,从而他只要借助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稳如泰山对抗那些仍然是强大的势力。可是他一进入米兰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反而援助教皇亚历山大占据罗马尼阿[23],他永远没有想到,由于此项决策使他失去了朋友和那些原来投靠他保护的人们,他削弱了自己的势力;而另一方面,教廷由于宗教权力本身就获得很大的权威,现在法国国王又给他增加了巨大的世俗权力,于是势力大增。法国国王犯了头一个错误之后,不得不继续错下去,直到最后为了抑制亚历山大的野心,以及为了阻止他成为托斯卡纳的统治者,他甚至不得不亲自跑到意大利去[24]。他使教廷的势力大增并且失去了一些朋友却好象还不够似的,他一心垂涎那波利王国,便同西班牙国王分割这个王国[25]。他原先是意大利的主宰,可是现在他带来一个伙伴,于是那个地方的野心家和心怀不满的人们在那里有申诉的地方了。而且他本来可以让一个向他纳贡的人[26]留在那个王国为王,可是他却把他撵走,而带来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把自己赶走的人。因此,法国国王路易丧失了伦巴第就是由于没有遵守那些占有领土并且保持领土的人们所应当遵守的条件。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只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至的。关于这件事情,当瓦伦蒂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切萨雷·博尔贾[29]在老百姓中的通称)占领罗马尼阿的时候,我在南特(Nante)曾经同罗阿诺枢机主教谈及[30]。他对我说:意大利人不懂得战争;我就回答他说,法国人不懂得政治,因为如果他们懂得政治的话,就不会让教廷的势力这样扩大。经验表明:教廷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强大势力是由法国造成的,而法国的崩溃是由它们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一条永远没错或者罕有错误的一般规律: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因,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由于他用尽心机否则就是使用武力促成的,而那个变成强大的人对于这两者都是猜疑的。金沙@118送31[8]原文:“quodnihilillideeratadregnandumpraeterregnum”。此语引自第三世纪罗马史学家查斯丁尼(M.J.Justinus)所著《历史》(《HistoriarumPhilip—picarum》)。正确的原文应该是:“utnihileiregiumdeessepraeterregnumvide-retur,”见该书第23章第4节。

[2]此处“效力”原文为“virtù”,但是在这里的意义与马基雅维里著作中通常使用的“能力”的意义不同,而是具有中世纪使用的意义。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如果你考虑一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四个人[5]的办法,并且观察一下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普以及许多共和国和君主怎样整军经武把自己组织起来,那么很容易找到组织自己军队的办法。而对于这种办法我是完全信赖的。但是,那些象法国这样组织的国家,可就不能这样平稳地被占有了。在西班牙,法国和希腊之所以屡次发生反罗马人的叛乱,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有无数的小王国。当他们的记忆尚未消失的时候,罗马人总是不能够稳然占有其地的。但是,一旦由于罗马帝国的权力和统治的长久性使他们的记忆烟消云散的时候,罗马人就成为这些地区牢固的占有者。后来,当罗马人之间发生内战的时候,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由于各自在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已经树立了权威,他就能够使那里的人们追随自己。而且由于以前的主子的家族已经灭绝,除了罗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获得承认了。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在世袭君主国里,长期以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新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的米兰公国;或者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如西班牙王合并的那波利王国[2]。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而其获得,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3]。

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3]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如果你考虑一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四个人[5]的办法,并且观察一下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普以及许多共和国和君主怎样整军经武把自己组织起来,那么很容易找到组织自己军队的办法。而对于这种办法我是完全信赖的。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1]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

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2]不仅是从平民的地位,而且是从下等而卑贱的地位崛起,成为锡拉库萨国王的。这个人是一个陶工的儿子,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过着邪恶的生活。可是他的邪恶行径同时在身心两方面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他投身军界之后,经过各个级别,擢升为锡拉库萨地方执政官。当他取得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当上国王,并且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帮助,保有大家同意给他的一切[3]。为此,他使迦太基人阿米尔卡雷[4]对他这个计划有所理解,——当时阿米尔卡雷率领他的军队正在西西里作战。他在一个早上召集了锡拉库萨的人民和元老院,似乎要同他们商讨关于共和国国事似的,可是在发出一个约定的信号的时候,就让他的士兵把元老院全体元老和最富豪的人们统统杀掉。这些人死了,他没有遇到市民的任何反抗,就夺得了并且继续保有这个城市的统治权。而且,虽然他被迦太基人打败了两次,该城市最后被围攻,可是他不但能够保卫他的城市,而且除了留下一部分人马从事抵御围城之外,以其余兵力进攻非洲。这样一来,他在短期内就解除了锡拉库萨之围,并且使迦太基人陷入极端窘境,被迫同阿加托克雷讲和,迦太基人占有非洲就满足了,而把西西里让给阿加托克雷。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提高他的儿子瓦伦蒂诺公爵的权力地位,遭遇到当时的和后来的重重困难。第一,他想不出什么法子能够使他的儿子成为不是教皇辖地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他知道,如果他要夺取本来属于教皇辖地的地域,米兰公爵和威尼斯人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法恩扎[2]和里米诺[3]都已经在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除此之外,他知道意大利的军队,特别是本来可能帮助他的军队,全部掌握在那些可能害怕教皇势力扩大的人们手里,这些人是奥尔西尼家族[4]和科隆内家族[5]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因此他不能够依靠他们。所以,为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地区的主宰,他有必要打乱这种秩序,并且使他们的国家混乱不堪。对他来说,这是容易不过的,因为他察觉到威尼斯人由于其他理由所驱使,愿意再度把法国人招回意大利。他不但不反对这样作,而且还帮助法国国王路易解除了以前的婚姻关系,使事情更好办。于是法国国王在威尼斯人的帮助和亚历山大教皇的同意之下,长驱直入意大利。路易刚刚到达米兰,教皇为了夺取罗马尼阿便向他借兵,而罗马尼阿慑于法国国王的威名,便向教皇屈服了。金沙@118送31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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